康有为眼中的马德里
除了对马德里观感欠佳之外，康有为对西班牙的社会习俗也颇多微词。
对人所共知的西班牙斗牛，康有为“观而厌之”，并以“北欧、美人则鄙之”，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他介绍说，“班人沿罗马之俗，所在城皆做斗牛场，圆周数层，截分数百室”，场面宏大。形象描写了斗牛的残酷场景，“斗牛者锦衣携数剑而与牛斗”，斗牛士穿着漂亮的衣服，持剑斗牛，“俟牛走倦而刺之，血流殷地，数刃乃毙”，惨象之下，“观者拍掌喝采”。有的斗牛士，“时或为牛角所破，撑肠破腹”，康有为甚至“目不忍视”，但是观众却不以为然，“而观者无睹”。
在西班牙期间，因为不在斗牛季节，康有为应当没看过西班牙斗牛，但他不愧见多识广，说“墨西哥亦仍其俗”，坦白说他曾多次观看，“吾频观而厌之”，看得太多了，以至心生厌烦。他对斗牛盛行，颇感不解，说“班墨虽贫，嗜之甚笃”，搞不懂为什么西班牙、墨西哥这些贫弱之国嗜笃斗牛的原因。根据他的了解，“北欧、美人则鄙之”，表明这种古老活动不为先进的欧美国家所接受。
对于马德里的城市面貌和交通管理，康有为颇多诟病。他原以为马德里是“衣饰珠宝绝丽，车马宫都，宫室严妙”，但观察到却是“市道之狭隘，宫室之灰污，乞丐盈道，一望已非”，“绝无欧北精妙华雅之气，其宏大而带士气”，甚至“尚不如印度，乃甚似我中国北方”。
他说“其道路虽劣而狭，公园虽荒而尘上，而游者车马无数，相随踵接”。他揶揄马德里人好面子，“当夕阳到黄昏时，富贵家必以车马一出游为荣誉，到入夜八时乃归”。他记载了马德里实行车辆管制的措施，“大街之中驱车者，非别以金钱领凭牌者不能驰也”，即使如此，也不能解决马德里的交通拥挤状况，“以道狭，故无凭牌者旁行，地小道窄，全京仅此一二大街”， 再加上“自公园还，到市长署戏园前，及夫王宫、议院不过三数里，回环周遭，载驰载驱”，造成“毂击肩摩，车马皆贴尾逐辕蚁磨而进”。
对西班牙之行，康有为给予好评的是饮食。他称赞说西班牙“惟烹调颇美，能合数味为之”，“班（西班牙）葡（葡萄牙）皆然，直有过于法焉”，他甚至说“葡班饮食本美，今欧美人盛称法，而不大称班葡者，以国弱不显故耳”。对他印象不佳的西班牙、葡萄牙，却一再称赞其饮食，这是为什么呢？“计必自葡萄牙得澳门而传中国饮食之法”，康有为认为这两国的饮食是因为葡萄牙占据澳门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虽然认为两国烹饪“甚似中国”，但他还是认为“惟中国烹饪冠绝世界”，越来越相信自己“中国饮食之美，必混一地球”的说法。他还以自己的观察做例证，“吾观班法之切卵为四块，又食生菜与其他调味，多类中国”，连西班牙法国鸡蛋切四块都和中国相似，那还有什么不是源自中国呢？“故可推而得其祖所自出”，这老先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由此可见，康有为是一位敏感的观察者，也是一位苛刻的评论家。他从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维度、与欧美比较的角度和与中国的相似度等方面，对马德里做了全方位的描述和评价。他拖着清朝的辫子在现代化的欧美游走，头脑里念念不忘的是大清，心心所念的是有过一面之缘光绪皇帝。所见都是工业社会的进步，所思都是心怀故国，所宗都是托古改制，他所经历的震憾与惊讶，矛盾与冲突可想而知。
以后人视之，其心可佳，其法可疑，其论可笑。公平论之，其所见当为实，而所评不可都当真。他对照欧美评价西班牙的发展，应该大体不差；但比较中国与西班牙，却大多离谱。这更明显地体现在他对西班牙的全盛时期遗迹的访问和评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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