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眼中的马德里
众所周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仓惶外逃，先日本，后欧美，直到1913年归香港奔母丧，才结束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十六年中，康有为“游遍四洲，历三十余国，行六十万里”，在那个时代，称得上是壮举。康有为每到一处，都详加考察，撰写游记，“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凡关乎掌故者，无不考核研究，摩挲殆遍”。康有为的旅行经历在清末民国都无人能及，称得上是位了不起的旅行家；所著游记重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再加上康有为学问了得见识广，旁征博引，比较中外，颇有见地。
康有为曾三游欧洲，自北到南，足迹遍各国。1907年2月，他携妻将雏，拉家带口，再游欧洲。在此期间，他们从法国入境西班牙时，正赶上中国春节除夕，自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正月初七日，一家人在西班牙各地游历了20多天。康有为据此经历写下的《西班牙游记》，堪称是清代人关于西班牙最全面生动的著作了。
康有为的游历路线。自西班牙北部入境后，康有为乘汽车一日即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游历六天之后，到了二十一日晚上，从马德里而往诃度（Cordoba）、迦怜拿大（Granada），顺游直布罗陀，经摩洛哥返回西班牙，过卡秩（Cádiz）到达筛非（Sevilla），正月初七，过马理打（Merida）到达葡萄牙。从旅行路线看，康有为所到之处覆盖了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南部地区。从游记内容看，他对西班牙历史名胜不吝赞美，访问考察之际，深入探究了西班牙兴盛衰败的缘由。
马德里是康有为访问西班牙的第一站，据《西班牙游记》记载，他在马德里停留了六天，几乎占了他在西班牙旅行时间的三分之一。他参观了马德里的王宫、议院、普拉多画院、海军博物馆、陆军武库，还去了陀厘度（Toledo）、游噫士歌罅王陵（Escorial），行程真是十分紧凑。
游历之前，康有为对西班牙充满憧憬，“吾未至时，想像思议其富丽”，“以为国虽近弱，应并驾巴黎而别开生面，旧霸之国，必有稍异者”。也许因康有为久居当时蓬勃发展的美欧，使他对西班牙颇感失望，甚至认为“凡旧史所谈，今人所道，皆非也”。这成为康有为《西班牙游记》的基调，除了对体现西班牙强盛时代的历史遗迹多有赞美之外，他对马德里似乎印象欠佳。
康有为对马德里的印象欠佳可以概括为一偏二狭三冷四乱五危险。
见多识广的他称“盖吾习于欧北美东之俗，未见国有狭道小客而为国京之最也”。原以为西班牙“十九万英里，在欧土中亦复泱泱大国，与法比大，不意其京邑之狭小如此”，不仅比不过法国，而且就城市建设而言，马德里“僻远崎岖，如州郡城市”，连大清朝的二三线城市都比不上。就商业区而言，“京市仅有一二街，虽成百货阗溢，而狭隘卑小，过之而不知”，虽说繁华，但竟然走过了却不知道其近在眼前。不仅商业区， “行遍数大街，遍入最大客店数处，吾观其规模之小，街道之狭，皆以为偏僻之所，不欲止焉”。“丹墨（丹麦）、瑞典、比利时小国，其京师客店广道之规模亦尚伟，然不料班（西班牙）之大国文明乃若是也，益为失望”。
康有为自称“行遍欧北，皆不觉冷”，但没有想到西班牙白雪遍地，又忘带毡裘，而“客店皆偏小，且无炉”，让他感到“寒气逼迫”。不得不“买酒御之，方得一睡”。
康有为对于马德里的乱深恶痛绝。首先是西班牙的乞丐让康有为不堪其扰。“吾昔在意大利讶其多丐，今游班（西班牙）益骇其多丐，比吾京师有过之”，说马德里的乞丐不仅比意大利多，比北京还要多。这些乞丐“晨光方启，马车驰间时丐者已遍地，随车行乞，上车、下车、出门、行路，无所不在”，甚至“塞门路不得行”。他们随处不在，或在广场，或在游观要地，乞者连环百十，或高或下，或老或少，或男或妇，踊者瞽者，逐车拉路而乞，施钱尽而不及给，或施不均则漫骂”，真让人不胜其烦。其次是西班牙的盗让康有为心惊胆颤。一路之上，康有为常遇到“目炯炯、发蓬蓬”的盗贼，称“不可不以为戒也”，路途中，不断告诫同行者，“行李上下宜戒慎，深夕尤宜检点，不宜熟寐”，一路旅行，时刻战战兢兢，担惊受怕。
不愉快的经历，更令康有为感慨西班牙和马德里的急剧衰落。他说，“西班牙数百年前，在宇内实为第一大国，自拿破仑后，美洲诸属地尽失，而非利宾、古巴犹为其殖民之地”；“马德里号称欧美转运市第一，聚美欧之货而享受之，国大民富。自西十五六七纪，三百年间雄霸于欧”，而今却“忽念千年战，英雄梦已昨”，盛世怀恋及对现世的不满贯穿在他的游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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