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名字 西班牙
西班牙历史中有许多凄惨壮烈的部分，多数都被游人、有头有脸的艺术家和对未来的揣测所稀释，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一直是欧洲版图上的异类，在北方以南、西方以东徘徊。我时常盯着那些高大建筑物的墙发呆，它们就好像这个国家混乱的历史断面，层层叠叠，如梦一般
春天星期一
格 尔尼卡（Gernika）也许是西班牙醒得最早的城市。每个星期一的早上8点，天已透亮，仿佛一睁眼就是蓝的。街上的店铺继续睡，城中心的市场已聚来不少 人—老人。平时，他们缓慢地生活在格尔尼卡和周围山区，或者像雕塑一样，坐在公园的座椅上，一到集市，才倏然活动了起来。
市 场是战后新建的，环形，钢铁结构，刷绿色的漆，天顶开着窗，人头在下面攒动。桌上堆着一撮胡萝卜、一把大蒜、一颗草莓的幼苗，盒子里装蜂蜜、奶酪和腌辣 椒，箱子里是樱桃、橙子、菠萝、欧芹……几欧元一斤的小生意，却是格尔尼卡的盛事，延续几百年，以至成了时间的刻度。即便在战时，只要炮弹不来，人们就继 续盼望粮食和蔬菜。入口处摆一座大秤，铁青色，生着锈，老人们颤颤巍巍站上去，数十年如一日似的，称称自己的重量。
人群中一张亚洲面孔冲我们微笑，一问，是日本人。老太以前在日本教英文课，退休以后搬来这里，住在郊外一个名叫Natxitua的镇子。她的摊位就一张小桌，铺着印花的布，卖她从日本带来的蔬菜种和每束不到2欧元的干花。
“我喜欢这儿。”她的英文似乎并不好，总是重复这一句。
用 城市来形容这儿其实不太准确，格尔尼卡是个村子，至多算一个县城。但它比很多城市名气更大。一是因为市政厅门口有一棵橡树，从中世纪开始，巴斯克地区 （the Basque Country）的人就在树下集会、议事，有了现代政治以后，比斯开省的议会也开在这里，因此有了象征意义，死掉一棵再种一棵，轮回一般。眼下这棵是 2005年新植，此前两任都活了150年以上，比迄今为止任何形式的人类首领都长寿得多。
二是因为上个世纪的西班牙 内战。共和派和国民军的内斗中，德国法西斯跑来拉偏架，选了这个看起来默默无闻其实意义重大的小地方，投下血腥的炸弹。阴云中的格尔尼卡，教堂钟声不再为 婚礼、洗礼敲响，而是改作防空警报。政府一度要取消集市，但人们还是依照惯例，乘火车从毕尔巴鄂等地赶来。1937年4月26日，也是一个星期一，原本人 口七千的小镇又多出三千。持续3个小时的空袭，平民之殇，几乎所有房屋被毁。这也带来了如今在西班牙旅行少有的体验，建筑面貌之新，几乎没有什么过去的痕 迹—要知道，即便在沦为海滨城市的沿海一带，也总归可以在老城里捯饬出一间阿拉伯风格的大宅，改成毕加索或其他什么的博物馆。
一 开始，轰炸的消息遭到了封锁。受雇于《时代》周刊的英国记者George Steer，把真相写了出去，纪念他的照片和雕像现在留在城里。后来共和国政府主动委托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作品在1937年的巴 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展出，其中以毕加索的那幅《格尔尼卡》格外有名。甚至比悲剧现场更有名。去马德里索菲亚皇后博物馆看画的人络绎不绝，来格尔尼卡的游 人向来不多，即便来了，那幅画也影子一样跟着。通往山上的小广场上，一件复制品用瓷砖砌成，在室外曝晒，渐成地标，另外两幅放在格尔尼卡和平博物馆，整日 待在昏暗的灯光下，不见天日。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毕加索画出来的那种恐怖，而是安静。这一点，博物馆做得比画家好。一间展厅被布置成民居，灯灭，一个女声说，“那一天，在寂静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寂静，我总也睡不着。”接着是钟声、爆炸和四散奔逃的杂响，然后又是安静。那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一切已然发生的无声。
这是一座老城—最早醒来的总是老人，躯体却是新的，也可能它一直没有睡着，它还停留在某个早晨，某个春天的星期一。
走出博物馆刚好撞上12点的钟。光照变得更强，强到不能指明方向，商店开了，还像关着一样。赶集的人走出市场，又一步一步地走回慢到几乎静止的生活里。直到在格尔尼卡，我才听到某种来自烈日之中、围墙那头的倾诉，验证了来之前的设想，没有那么容易痊愈的创伤。
八个姓，换一个名
在 巴斯克游荡的那段时间，老赶上阴天、下雨、刮风，海上是层峦叠嶂的乌云，陆上是扑面而来的大西洋寒气。气温虽然差不多，可阳光不露脸，体感温度比西班牙南 部要低不少。不像南部挥之不去的阿拉伯风格，或者巴塞罗那、马德里拉起国际大都市的架子，北边的几个城市更加“欧洲”：毕尔巴鄂（Bilbao）是英伦 风，圣塞巴斯蒂安则是法式的巴洛克结构。
圣塞巴斯蒂安在1月份有一个盛大节日，每到这一天，人们就换上法国军装或者厨师的衣服，庆祝他们的两大功绩：打败拿破仑和创造美食。
巴 斯克人写在车票上的地名、对食物的叫法，都喜欢用自己的语言。今年西班牙最红的电影——《八个巴斯克的姓》，拿他们（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口音、装扮、性 格、风俗和很长的名字开涮，竟然创下票房纪录。著名的小吃pincho，在巴斯克语中写成pintxo，我见过几家餐厅，都是字字大写、加粗，然后挂在招 牌上。
南部人吃的tapas，不如pincho精致，但同样是一个小碟，几样小菜，用竹签插着，或像三明治一样垒 起，配酒吃。在他们习惯晚食的饮食结构中（通常两三点午饭、八九点甚至更晚才进食晚餐），算是机灵的发明，介于正餐与小吃、晚饭和宵夜之间，饿了多吃几 碟，不饿就少吃一点，然后去跳舞—要知道，世界上米其林餐厅和酒吧密度最高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
来之前有不少人在扇耳边风——那儿吃的是不错，可人没那么热情，你等着瞧吧！我倒一点也不觉得巴斯克人冷漠。虽然他们会偷偷看我，甚至议论，不像安达卢西亚人那样任由游客在街上走来走来，可遇到自家球队赢球这类的高兴事，照样不管不顾地搂上来。
自 从把犹太人、摩尔人赶出去以后，收复失地的天主教西班牙王国就以塑造一个纯种、统一的民族为目标。五百多年之后，这个工作基本宣告完成。巴斯克、加利西 亚、加泰罗尼亚等地的分离运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在共同体内部自我确认的方式。就连这几天遭遇的寒流，巴斯克人也会不服气地说，“今年格外冷，我们平常 可不这样。”好像生怕我判定他们输了似的。
在维多利亚（Vitoria-Gasteiz），走进一个农贸市场，一队 来自东北部加利西亚的移民，在小广场上搭舞台，穿着短裙，吹着风笛，跳着凯尔特人的舞。那里的人们闹独立，理由之一就是他们自认是凯尔特人。离英法近，贸 易通畅，自然条件又好，气候不旱，还有矿藏，可以发展工业，经济基础要好些，优越感就来了。在格尔尼卡议会厅的屋顶，以及毕尔巴鄂火车站，都可以看到一种 大型装饰玻璃画，由农民、渔民和工人组成，象征巴斯克的团结。那几张工人的脸，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最为现代主义 的，也许是毕尔巴鄂。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插在新城和旧城之间，像个天生的主角，镇守入城要道，钛合金的表面熠熠生光。盖里想了很多办法让它 和环境相融，比如调整地板的颜色、兴建室外水池、以鱼为灵感……但它还是太突兀了，像一只中毒的青蛙。旁边的美术馆尽管收藏了戈雅、格列柯等大师的画作， 也被比下去。它充满了当代艺术那种乍现的灵光，就像里面正在展出的小野洋子回顾展，在墙上挂两个装满水的避孕套，她说这就代表男女平等。
城 里的雕塑和老桥用的是钢铁，和埃菲尔铁搭同一时期的旧美学。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洪水淹不掉，如今却在经济危机中遇到了麻烦，钢厂倒闭，或勉强撑着。政 府只好另请高明，让盖里来建博物馆，让本国人Santiago Calatrava建新桥，把一块淤塞的河道交给扎哈·哈迪德改造，日本人矶崎新竞标古根海姆不成，就在不远处建了两栋在高度上超过它的大厦。我们对于这 种建筑师的疯狂实验并不陌生，背后常常是财富的集中，和对注意力的争夺。挨着巴斯克的红酒产区拉里奥哈（La Rioja）同样如此，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师都把作品像种子一样撒向葡萄田，据说中国建筑师王澍很快也要加入他们。
这 是高调的现代包装术。把城市当作产品，用一句简单易记的广告语，快速推销出去，圣塞巴斯蒂安的电影节、毕尔巴鄂的建筑设计，甚至格尔尼卡的和平。毕尔巴鄂 的地铁出自诺曼·福斯特，像我这样的好事者，也愿意专程下地。那是一段完全没有历史感的空间，冰冷的线条、银色的管道，沿着岩壁，给这座城市输送新血。
王宫即要塞
我 在格林纳达（Granada）吃到了tapas。这里是昔日摩尔人的都城之一，令人叹为观止的阿尔罕布拉宫就在城里。阿拉伯文明像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安达 卢西亚（Andalusia）甚至整个西班牙耳边低语。密集的植物和几何纹样，用石膏或者瓷片镶嵌在街边的外墙和地板上，路标、门牌皆是如此装饰；大城市 四处建喷泉，山上的村子就在俩屋之间开一条小渠，涓涓细流不止，都是五百多年前的摩尔人在炎热中偷得清凉的办法，在安拉的教诲下，他们对水格外亲近。
在 格林纳达大教堂的一侧，我和《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约在这里碰面。礼拜堂门前的地板上，石子拼出了象征天主教王室的鹰—正是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二世这两 位君王，彻底把摩尔人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旁边就是摩尔人和犹太人过去的聚居区。他告诉我，现在这里是学生和游客的世界（他正是在格林纳达大学访学）。尽 管建筑老矣，但整座城市香气四溢，年轻男女的香水、餐厅飘来的食物的味道，在嗅觉上展示着年轻，甚至放纵。暮色里，醉汉在车流中扭屁股，冲到人行横道对 面，跪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亲吻她的脚背。
也许是因为学生族囊中羞涩，在这里点一份酒或饮料，就送一份tapas。食客不能挑选，有什么就吃什么，再点一杯酒，店家就给换一种花样。颇有一点君子协定的意思。
摩 尔人和天主教徒也曾达成某种君子协定。11世纪，伊斯兰城邦的领主们承认天主教国王为最高统治者，向国王纳贡，为国王而战。这种妥协换来了几百年的自治。 历史上有几位天主教国王对异族人都是宽容的，伊莎贝拉之前的恩里克四世，还把国库交给犹太人打理，但内忧外患之下，王国无以为继，用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 恩特斯的比喻，情况就“如同萨尔瓦多·达利所绘的熔化了的时钟一样悲观”，国王们开始迫害他人、扩土开疆。
安达卢西 亚有三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塞维利亚王宫、格林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见证了权力的更迭。其中尤以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最为壮 观，据说是全西班牙唯一需要提前买票的景点。我去的时候，一条马拉松长队正通过门前的马路，参赛者来自全国的军警系统，宣誓主权似的，挡了十几分钟的路才 让我们入内。
这 座完美的阿拉伯宫殿，历经天主教徒、法国军队和乞丐们的占领，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石膏掉了色，地板换成大理石（阿拉伯人用地毯，地板只用普通的石料），一 块写着安拉字样的墙被撂倒在地上—这肯定是天主教徒干的。阿拉伯人习惯席地而坐，在靠垫和几案上，用水晶杯夜饮。按照这个角度，种的植物都比较矮，花草才 能尽收眼底，最高也只是几棵橘树，城墙外更不能种树，会挡住守城士兵的视线。后来法国人来了，栽了一些高大的树木，又炸掉几座碉楼，几乎卸掉了它的军事功 能。
允许这样庞然的前朝遗物存在，需要肚量，但占据对方的核心，本质上已是一种加冕。这一点在科尔多瓦 （Cordoba）看得更清楚，摩尔人在修道院上建起清真寺，天主教徒又夺回来，把塔楼改成钟楼，在正中央盖上礼拜堂。整个空间如同一分为二，一半没于阴 影，一半凿开更多的窗，让光进来。看过一个讲法，说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只占了修道院的一半，于是一边属于真主，一边属于上帝。
到 了塞维利亚（Seville），天主教徒在堡垒上建皇宫，几乎推倒重来，房子竟还是阿拉伯式的，因为主持修建的彼得一世雇了摩尔工人，创造出一种被称为 “mudejar”的新风格。细看，纹样依然繁复，但内容变了，摩尔人只用几何、植物和安拉的箴言作为设计元素，这里却有动物、人和皇家的徽章。“西班牙 人”步步紧逼，把伊斯兰的神挤出半岛，又放弃不了文化的美和人的工艺。
几乎所有的山洞、望楼、坍败的堡垒，都有关于 摩尔人的传说：一些武士的灵魂在此游荡，每年圣约翰节时出来朝见他们的国王，等待收复失地；大量财宝被藏了起来，秘密只透露给那些善良的姑娘和走运的穷小 子；阿尔罕布拉宫的大门口，拱顶上有一只巨手，门上有一把钥匙。一说伊斯兰教义中五指代表五戒：持斋、朝圣、济贫、洗礼、对异教徒进行战争。又说，只有等 那只手伸下来抓住钥匙，才能打破魔法，露出摩尔人藏在宫殿下面的宝贝。
说来也奇怪，之后的国王再造新居，常常半途而废。查理五世想挨着阿尔罕布拉宫建一座别宫，还挡了旧时皇后窗外的风景，结果只建了一半，现在被用作博物馆。里面展示摩尔人的手艺，外面是游客歇脚的地方，粗糙的外墙上塞了几块毛玻璃，那副不争气的样子，真像中了邪似的。
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一直是欧洲版图上的异类，在北方以南、西方之东徘徊。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总会有一些旁逸斜出的部分让人想起非洲或者亚洲。
有 时甚至需要先进国家在文化上提拔它。写出《卡门》的梅里美，发掘阿尔罕布拉宫的华盛顿·欧文，热爱斗牛的海明威，向世界报道西班牙内战真相的George Steer和乔治·奥威尔（多说一句，西班牙也曾是自由世界中的左翼力量），都是这个国家的报信人。“它确实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国家，不过它这种浪漫精 神却丝毫没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浪漫精神中那些故作多情的气味，它那种精神主要是受到光辉灿烂的东方国家的影响和高傲的撒拉逊骑士一派的遗风而产生的。”华盛 顿·欧文曾写。西班牙人感念这份好意，总在游人如织的地点，为他们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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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ACROSS穿越》2014年8月刊封面故事，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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