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独裁统治者佛朗哥辞世，至今36年。凡尊重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是佛朗哥力拒共产主义于门外，避免了国家和人民卷入二战的灾难，为西班牙带来70年的和平生活，是他顶着国际孤立的压力繁荣了西班牙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力促民间和解，也是因了他西班牙才有了实现民主转型的基础。在他领导下，西班牙人民为消除内战仇恨、达成兄弟间和解付出了值得崇敬的艰苦努力。】
战败方和战胜方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我始终是憎恨内战的。整个国家用仇恨经历了它，世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现在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没有任何歧视！胜利是全体的也是为了全体的，包括是为了被战胜者的——我敢说尤其是为了失败者的，因为我们必须协调一致付出特殊的努力，让他们在国家里重新占有一个正常的位置。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1958年6月12日答《费加罗报》记者
【阵亡者纪念谷十字架后身的神学院和修道院】
传言说，坐落在马德里西北部瓜达拉马山麓的阵亡者纪念谷（Valle de Los Caídos）是佛朗哥让战俘为他修建的坟墓。还有个作家在书中说，有两万共和派战俘为佛朗哥修筑坟墓，英国左派作家约翰•普雷斯顿则更为夸张，说是政治犯修建了阵亡谷，共两万七千共和派囚徒在修筑中死亡，等等。
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倒不在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属于哪一派，而在于缺乏基本常识。首先，阵亡谷这样庞大复杂精细的宏伟艺术建筑，需要设计师、工程师、爆破师、技术员、石匠、造型师、美术师等各类专业人才，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胜任的，一个工程不能只有小工而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第二，成千上万的共和派囚徒聚集在一起，岂不为闹事创造方便条件？
谎言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要了解真相还是从头说起。
一、阵亡者纪念谷从设想到修筑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肆虐横行，西班牙不幸被分裂成共产派和反共派，结果导致了一场兄弟骨肉相残的内战。 内战一结束，西班牙所有的城乡村镇都开始纪念倒下的英雄烈士，树立小型的十字架和纪念碑，或在教堂的墙上刻上阵亡者的姓名。几乎所有的地方刻列的名单上都把长枪党创建人何塞•安东尼奥•普利莫•德•里维拉放在第一名，视他为第一个倒下的人。
那是1936年11月20日凌晨，被人民阵线非法扣留在监狱的律师、政治家，长枪党领袖J.A.普利莫•德•里维拉，被以不实之指控为由执行枪决。他在行刑前留下这样的遗愿：“但愿我是最后一个在西班牙民间冲突中流血的人。但愿富有仁爱之心的西班牙人民终将在和平中找到祖国、面包和公正。”
内战一结束，佛朗哥就想着，应该建一项巨大的纪念工程，象征胜利长久，在十字架的庇护下两个西班牙结成一个，让被分裂的双方在十字架的怀抱下重归兄弟骨肉情义。
佛朗哥设想的地点是在山上，一个靠近其它历史古迹，且距离首都马德里不远的地方。1940年2月的一天，佛朗哥对默斯卡尔多将军说“咱们一起去看地形，给阵亡谷找地方好吗？”他们一起登上山峰查看，那片山庄的主人是穆尼斯侯爵。佛朗哥看好了远处的一座较小较低的山，默将军问他是否登上那座山，佛朗哥说：“今天不必了，改天再说，不过我敢保证将来会有很多人登上那座山。”显然，他看好了那座山。
1940年4月1日，政府发出法令，在瓜达拉马山麓建筑大教堂、修道院和青年军营，永久纪念在战争中光荣倒下的人们。
法令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经历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战争，并以英勇的牺牲取得了胜利，结束了战争。这部史诗对西班牙的未来具有深远影响，仅在城乡各地以简朴的方式纪念我们的历史和儿子们的英雄战绩，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用岩石筑起宏大的陵墓，它将像古老墓碑那样，挑战时光，超越遗忘，它将成为沉思和安息的地方，成为未来后代向遗赠给他们一个更好的西班牙的先辈表示景仰的地方。
为此，特选择远郊胜地，为死去的人们建筑宏伟的圣殿，让人们世世代代为这些因上帝和祖国而倒下的英灵祈祷。这里，将成为可常年朝拜的庄严圣地，这里，在雄伟的群山环抱下，安眠着在战争中倒下的英雄和烈士。
第一条：为了永久纪念在战争中倒下的人们，选择坐落在瓜达拉马山麓的奎尔加木罗斯山庄，建筑大教堂，修道院和青年军营。就此宣布执行1939年10月7日法令，立即开始动工。
第二条：购置山庄和施建工程的费用在全国范围征集捐助。
第三条：由政府任命组成委员会，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程。
就这样，1940年阵亡者纪念谷开始动工，于1958年落成，揭幕典礼是在1959年的4月1日举行，恰逢内战结束20周年纪念日。揭幕典礼前一天，即1959年3月30日，J.A.普利莫•德•里维拉的遗体移葬于阵亡者纪念谷，安放在大教堂祭坛对面的地上，上面刻着他1936年11月20日行刑前写下的遗愿。
“在和平中找到祖国、面包和公正”，这大概可以代表人民寄予阵亡谷的全部愿望。所遵循的最高原则是尊重所有失去生命的人，不论他属于哪一方。那里，不分派别，不分意识形态，六万西班牙人的遗体安息在一起，大约双方各半，象征着履行他们高尚的遗愿——和平。正如这一工程的第一建筑师佩德罗•穆古卢萨（Pedro Mugurruza），一个佛朗哥绝对信任的人，在1947年对财政部长雷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卡所说的：“这里将安息着所有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们，不分意识形态。”（载于《赎刑》第433期，1947.7.26）
这座著名的国家遗产，从购买山庄到工程施建，耗资11亿6千万比塞塔（当时一杯咖啡约几分比塞塔，现时一杯咖啡1.3欧元），其中两亿三千五百多万是内战时期人民的捐款，余部来自国家发行的彩票，此外还有数千名私人的慷慨捐助，总之，没有使用国家预算一分钱。
二、关于雇用囚犯参建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由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动议，经议会表决通过，将佛朗哥的遗体安葬在大教堂，和普利莫•德•里维拉并排。由此便产生了“阵亡谷是佛朗哥为自己修筑的坟墓”的传言，同时人们开始听到并传播各样流言，除了本文开头所列举的，还有例如：犯人是被强迫劳动，那里死了几百人，以及剥削政治犯等等。事实是怎样的呢？
据作家达尼埃尔•苏埃罗（Daniel Sueiro）说：佛朗哥的意图，是对战俘执行1937年5月28日的赎刑法令以便尽快解决战俘问题。法令规定，战俘和非普通罪的囚犯有在监外参加劳动的权利，每工作一天减刑两天，原则是自愿。
第一任建筑师因病放弃工程，由建筑师迭戈•门德斯•冈萨雷斯（Diego Mendez Gonzalez）接任，据他在《阵亡者纪念谷的设想，计划和实施》中说：“15年间，每天有两千名工人在这里工作，直到竣工，其中只有46个是靠劳动日赎刑的。我正式担任总建筑师后，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提议赦免和释放那些劳动表现好的人们。所以，到1950年，只剩下重刑犯人。余下的普通罪犯，所剩不多，分属于三个分队，都已享受假释，并于当年陆续获得自由。”
建筑阵亡谷的时候，赎刑法优惠为工作一天减刑五天，甚至每隔一段时期就集体释放一批，所以实际上刑期在两年以内的都得到完全赦免。
关于雇用囚犯，法律规定：“只有当本地的劳动力没有或不够的时候，才可以允许补充判刑的犯人。”据承担工程的公司多次指出，提供的刑犯劳动力往往少于申请的需求，而且越来越少。得到解释说，大概是为了回避外国媒体的批评。
到阵亡谷来干活的囚犯，1943年6月有500人，1944年剩下400，1949年剩下275人。到1950年，遵照1949年12月9日的法令，在此以前被判刑期在20年以内的可减掉四分之一。由于工程进展到细节，须要专业和有经验的职业人员，不是普通非专业人员能够胜任的，没有专长的囚犯不能继续在那里工作，所以囚犯都撤离了。截至那时，由内战而产生的囚犯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全部解决。
有人批评，说使用刑犯劳动力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便宜。实际上，据公司企业说，“刑犯劳动力并不比普通劳动力便宜，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权利，对企业来说，负担是同样的，水电、伙食等，没有例外，唯一的方便是刑犯劳动力住宿在工地，便于安排轮班和加班，而自由劳动力大多都住得远，不能满足随时的需要，公司还需要提供交通接送，增加燃料开支等等。”
在那里工作的囚犯领薪水，如系已婚，从工资中自动扣除相应份额转给妻子儿女。吃饭和其他工人一样，由建筑公司负责，伙食费从工资里扣除（媒体上刊登过当年的劳动合同以及营养师规定的伙食营养标准的文件）。刑满后如果愿意，可以自由人身份同公司签约，工资及加班费均等同于自由人。犯人的工作日和自由人一样，享受家庭补贴，双薪制，价格补贴，加班费和医疗保险。大多数犯人在假释后申请继续留在那里工作。
据佛朗哥基金会的统计，到1949年，西班牙全国以参加劳动减刑获得假释的共有8803人；因战争期间犯罪而服刑的有2609人；战后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服刑的有5551人；战后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获刑的有3827人；犯普通罪的有8097人；因普通罪判刑的 有10099人 。
显然，关于佛朗哥为自己修筑坟墓的说法毫无根据，如非轻信，便是有意诽谤。据建筑师说：假如佛朗哥想到死后要埋葬在那里，早在设计建筑之初就会安排好了，事实是并非如此。假如不是国王提议，如今佛朗哥肯定在另地安息。
【阵亡者纪念谷十字架前身的大教堂】
三、亲历者的见证
特奥多罗•加西亚•卡尼亚斯（Teodoro García Cañas）。30年徒刑，他讲述了他是怎样自己申请从奥卡尼亚（Ocaña）监狱到阵亡谷的：“我们分乘两辆敞篷卡车，每辆三、四十人，一个狱警押解。路过马德里市中心，他说：‘你们要是身上有钱想买东西，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逃跑，那就别见怪了，我可是带着枪呢。’就这样，80个犯人横穿马德里市中心，平安无事。”
赫苏斯•坎特拉尔•卡纳尔斯（Jesús Cantelar Canales）。30年徒刑，工地领班。“我向司法部和主管赎刑的机构递交了申请，假如通过，会把我派到我申请的分队，如果不批准我就不能出狱。一个朋友对我说：‘来吧，这里相对来说还行……工地就在山谷，工作完了可以在那里散步……’ 此外，那里的条件好，可以带家属，我有母亲，妹妹和弟弟，他们也都来了，和我在一起，一直到我获释……我早上8点出工，没有国民卫队押解，只有狱管……有一个领导三个狱管……晚饭后我可以到家人住的简易房，和他们在一起，直到晚祷钟响，便回到我们的集体工棚里…… 在那里干活，你知道干6年或8年，你肯定获得自由，所有在那里工作的都获得了自由，自由后都留在那里继续干。”
安赫尔•劳辛（Ángel Lausín），医生，也是在那里工作赎刑的。“我负责各企业的在那里干活的工人，那里发生过事故、疾病、生孩子，总之，什么都有。重伤我们叫马德里的救护车来送到医院，如果不是很重就用企业自己的车送到医院。把他们送到劳动诊所，在维多利亚女王大街……是的，整个工程期间有14个人死亡，工程从头到尾我都在那里工作……比较多的病是矽肺病。那时候对这个病了解很少。遇到这样症状的人，我们先把他送到企业的医生那里，然后视情况送到某个预防研究所。
“有政治犯，在那里直到50年代，那时我在。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人，都是因政治上的事情被判刑，他们在那里可以挣些钱来养家，许多人获释后仍然留在那里继续干活。50年代，政治犯监狱取消了，干活的都是自由人。这时候来了普通罪犯，事情就麻烦了，他们经常逃跑。政治犯也有逃跑的，但是很少。政治犯没有人监督，但是他们自己相互监督。
“我作为医生，在工程委员会领工资。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有疾病保险和事故保险，那时候，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人，有生病的，有事故的，所以能够挣到钱……工程结束后，光靠我工程委员会的工资是不够生活的。于是我申请调换工作，由于我是资格最老的，我在疾病保险公司的诊所得到了一个职位。”
路易斯•奥雷哈斯（Luis Orejas），判刑9年，很快即获释，但他宁愿继续在工程干活，每月工资500比塞塔。他讲述：“他们给了我一个小住宅，我把妻子接来，我们生了四个孩子，他们就跟着山谷里的老师上到中学，后来都找到很好的工作，现在已经结婚，我有12个孙子。”他离开山谷的时候被派往拉巴斯医院的急诊处工作。
冈萨罗•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教师，死刑改判30年徒刑。“我到那里是1944年3月2日，每月工资1100比塞塔。”
以上事例均属实，刊登在有关文献中。当然，肯定会有个别现象，有失误，或者某家企业利用了人们的信任，等等。瑕疵总是有的，但是并不能否定当年政府监狱立法的赎刑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事实是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四、司法公正是和解的保障
前面列举的各类传言大多系极左派制造，无非是想否定佛朗哥给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的功绩，他们不甘心战败，幻想着共产主义革命卷土重来，早已是显赫的百万有产阶级的他们，却继续莫名其妙地唱着国际歌、幻想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说明促成和解仍然是西班牙全体人民的一项历史和社会使命，而且更加证实了，全民捐助建筑阵亡谷是对履行这一使命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阵亡者纪念谷象征着内战双方的和解，这点是无疑的，1957年和1958年关于建筑这一巨型纪念工程的文件，明确宣示了让战争一去不返的意愿，规定了为所有阵亡者撰写的悼词，主题是为西班牙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幸福祈祷。那里排除一切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只接纳宗教和社会性的调查研究活动。民间很多有亲人被红色恐怖所杀害的人，面对上帝，表示不计前嫌，宽大为怀，但求永久和平。
然而，反倒是红色恐怖的行为者一方，没有这样的胸怀。内战时期的人民阵线政府成员，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自萨帕特罗政府执政开始，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已逝去30多年的佛朗哥，试图挑起内战中的仇恨，制造人民分裂，为此特别制订了历史记忆法，拨款两千万欧元用于单方面挖掘万人坑等揭疮疤的活动计划，然而，这笔款项只有25%用于此项目的，余款不知去向，他们已被各类巧立名目的工会、基金会、协会等宗派关系户层层瓜分，“消耗”得无影无踪。就算这项实属犯罪性质的挖掘创造了“就业”，还是没能阻止西班牙五百万失业者的欧盟头号记录。
萨帕特罗的工社党政府，这个赢不起也输不起的宗派仍在利用民主和自由，用隐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无神论挑动社会骚乱——这无形中继续为佛朗哥当年不得不采取独裁体制提供论据。但是，人民中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骗局，看清了这个撒谎成性、贪污腐败、与恐怖集团合作，吃着西班牙却纵容分裂西班牙的虚假集团。
自两年多前，萨帕特罗政府就滥用公权关闭了阵亡者纪念谷，禁止游人探访，禁止大教堂举行弥撒。但是，天主教徒们每周六照例出席弥撒，尽管不得不在教堂外面举行，而且风雨无阻。政府还提出要把佛朗哥的遗体转移出阵亡谷，对此，家属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人民中的大多数也不会同意，须知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近80%的人民是天主教徒，而身为天主教徒的佛朗哥就是在这样的人民的支持下取胜的。
拿佛朗哥开刀不过是萨帕特罗及其帮派的战略而已，他们自知在民间得到的拥护有限，故试图重新挑起已经被淡忘的反佛朗哥的情绪，以达到培植一片忠实土壤，争取扩展一批稳定选票的目的，其实质还是为了权力。他们固守着“左派超级合法”的谬论，难以割舍“造反天然有理”的优越感，想着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说明可怜的他们身在民主制下却完全不知、甚或是根本不想知道民主为何物。假如对这种蛮横霸道做一个通俗的比喻，恐怕没有比“我是流氓我怕谁”更恰当的了。
在左派自封“超级合法”的谬论指导下，萨帕特罗政府复活了原本仅留存在少数极左派头脑中的复仇思想，并极力扩大。在他们看来：内战结束了，战胜者应该把过去一笔勾销，重头开始。
但是，任何人都会想：这对那些亲身经历了人民阵线红色恐怖肉体折磨的人们公平吗？对那些被契卡抓走枪毙、被掠夺、被强奸、被抛尸荒野、双脚被捆上石块投入河中、被活活扔入30米深的矿井、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人们……公平吗？谁能赞同这样的“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反对报复”呢？
对这种悖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卡尔顿•J.R.雷耶斯（Carlton J. R. Rayes）在他的《在西班牙的战争使命》中有段很精彩的解说：
“内战刚结束，对恐怖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鲜活，除了少数共产党，全国人民都十分恐惧它可能还会重来。总之，目前的体制代表了人民中战胜的一方，假如，这样一场战争的战胜者，在获得胜利五、六年后就对战败方说：‘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打赢，我们制造了混乱，现在我们想把权力归还你们，欢迎你们的领导人，你们可以随便处置我们。’那可能吗？世界史上有这等事吗？恰如：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当我们的南北内战结束，开始重建家园的时候，格兰特将军会对南方联邦的首领们说出这样的话？！”
和解是有原则的，宽宏不等于取消司法公正，坚持司法公正是人民和解的使命中的法律组成部分，舍此不会建成一个健康和谐、有公理、有道德的社会。
阵亡者纪念谷的巨大十字架伸向蓝天，它下面安息着骨肉相残的牺牲品。为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来，不仅需要宽恕和原谅，还需要承认和接受失败，只是它比宽恕需要更大的勇气。
李遥 2011年10月14日 于 马德里
注：本文引用的数据和实例来自《交流与形象网站有限公司》，《ABC》日报及《维基百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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