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以21世纪现代社会的观念来看，这四大历史事件确实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黑历史。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倘若以21世纪现代社会的观念来看，全人类中古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体的政权是毫无黑历史的，哪怕就算是把与中世纪天主教会正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内的东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印度诸邦国、中华文明拿出来抖几下都照样能够抖出整整一箩筐的黑历史。
而且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能把过去发生的很多事件视作为黑历史，并想办法去避免或纠正，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至于某些不会反思自省过往历史的原地踏步势力例如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只会大肆吹嘘穆斯林征服时期的“赫赫武功”并认为中世纪时代是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全然无视了穆斯林在中世纪时代所留下的各种黑历史比起天主教会来说只多不少。
也许未来30世纪的人类也会将我们如今在21世纪所发生的很多事件视作为黑历史，尽管我们目前还在为这些事件感到自豪。就像我们现今正在把公元12世纪十字军时代发生的一些事件视作为黑历史，尽管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欧洲天主教基督徒们却认为那是无上荣耀。
关于十字军是否属于黑历史的问题，公元1071年至1087年塞尔柱突厥人侵略征服黎凡特地区并大肆烧杀淫掠采取三光政策，公元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针对圣地耶路撒冷全城内的基督徒们施加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强奸、劫掠、贩卖为奴隶等等非人待遇，导致黎凡特本土原住民基督徒精神领袖耶路撒冷宗主教与东罗马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都纷纷写信给罗马教廷请求出兵援救，然后在公元1096年才发动了以试图收复基督教五大教区的安条克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作为战略目标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更何况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主动进攻将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上，要远远好过于消极防御等着敌人把战火烧到自己的领土上，优先争取“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古今中外数千年以来由全世界历史上众多杰出军政领袖们所达成的军事战略共识。总不见得要去强制逼迫罗马教廷不允许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公元1095年策划十字军的诞生，转而要求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必须去学习效仿同一时代公元1127年正在遭受“靖康之耻”的宋朝却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强行打压岳家军北伐收复中原吧。
至于宗教裁判所其实并不是一上来就抓人去火刑，反倒是可以宽容地给予犯下异端罪的被指控者一个月时间的“恩宠期”（Time of Grace）好让其悔过自新。此外宗教裁判所的法律程序也非常严谨，若没有足够证据的话是不会随便判刑的，在审案总量中真正被执行火刑的次数还不到1%比例。1998年教皇圣若望·保罗二世下令要求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学者们自由开放宗教裁判所的所有历史资料，结果原来喜欢大肆批判宗教裁判所的人却都纷纷没了声音，因为大家都发现———宗教裁判所在长达连续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杀死的人数竟然还不到近现代历史上某些政治清洗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甚至是几周内所杀死的人数！即使是全欧洲范围内的所有宗教裁判所在世人眼中最为阴森恐怖耸人听闻并以经常严酷迫害穆斯林和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为例，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自从创始之初的公元1478年一直到寿终正寝的1820年，整个西班牙的全部宗教裁判所在这343年内所处理的火刑烧死总人数共计加在一起也还不到2000人！平均每年下来被宗教裁判所宣布判决的火刑烧死人数甚至都没达到6个人！
事实上，宗教裁判所的纠问式诉讼是非常严谨且宽容的，而且哪怕就算是被调查出来真的犯下了异端罪也仅仅只需要及时悔悟便可以自由释放，根本不会一上来就立刻采取火刑烧死的残酷刑罚，具体请参考《宗教裁判所的纠问式司法审判程序》以及《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以布鲁诺案看宗教裁判所的纠问式诉讼程序》这两篇拥有详尽论述的历史资料。而且宗教裁判所也为后世的全人类近现代文明贡献了影响力非常深远且价值极高的文明成果，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领域中普遍采用的职权主义诉讼就是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
罗马教廷之所以想要建立宗教裁判所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试图唤回背弃天主教会的迷途羔羊并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们从世俗贵族的不公正判刑下拯救出来，而不是为了铲除异己或者压迫人民才去建立宗教裁判所。实际上在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前，许多在神学和法学等方面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的世俗贵族们都会在异端罪这一领域造成大量不公正判刑甚至是故意利用异端罪给他人编造罪名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恰恰正是在宗教裁判所建立以后，在神学和法学等方面受过良好大学教育并具有极高学术造诣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学者成员们在奉教皇旨意去管理宗教裁判所之时能够在异端罪这一领域上作出比世俗贵族更加公正、严谨、宽容的判罚，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以往欧洲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明显的文明进步意义。
接着谈到赎罪卷，可以说教皇因发行赎罪卷而犯下的罪恶要远远超过因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带来的罪恶，因为赎罪卷严重玷污了罗马教廷的威望和信誉，滥用教会权利并以赎罪卷而骗取信徒财产，而且也正是由于赎罪卷造成天主教会内部的严重腐败现象才导致16世纪的大规模宗教改革爆发，以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为代表的一大批教士宣布脱离天主教会，掀起了自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来的又一波教会分裂狂潮，进而导致新教徒诞生，并因新教崛起而倒过来逼迫受到严重威胁的天主教会也进行宗教改革，以及后世历史上天主教基督徒与新教徒之间所进行的种种宗教战争，而其中闹得最凶的便是17世纪大名鼎鼎的“三十年战争”。
历史上最初的赎罪券是伴随十字军诞生而随之发展出来的附属产物，那时候的赎罪券其实相当于教皇授予十字军免罪权的法理标示，此时赎罪券还尚为清廉而无任何实际盈利功能。但从公元1313年开始，赎罪券颁发群体不再只局限于十字军内部，而是通过可以掏钱购买的方式面向所有人开放，从此以后赎罪券就走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教会敛财工具之路。
但是反过来看，赎罪券也并非全是起到对西方文明造成负面影响力的消极作用，赎罪券所兑换的大量资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花在救助贫苦人民、建造宏伟教堂、发展文化事业等等对西方文明充满正面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上了。举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教皇利奥十世是滥发赎罪券疯狂敛财的有史以来最腐败教皇，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教皇利奥十世利用赎罪券所赚来的金钱其实都是被用来将文艺复兴推向最高潮阶段呢？教皇利奥十世是先把罗马教廷和自己美第奇家族可以调动的资金给掏完了还不够用才大量发行赎罪券弥补财政空缺，他拿赎罪券换来的钱除了建造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是整个西方文明最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之外几乎全都用在供养文艺复兴那些艺术巨匠以及资助学者上面了，而教皇本人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学识也是相当之高所以才能慧眼识人懂得如何去培养一大批文艺复兴宗师巨头，教皇利奥十世在位期间所统治的罗马恰恰正是当时整个欧洲范围内具有最开明文艺复兴氛围的中心城市！
从宏观角度来说，罗马教廷所发行的赎罪券，其实并不比正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地球上其余各大文明的政权为了提高财政收入而专门设计出来的各种苟捐杂税更加反人性（赎罪券只是出于心甘情愿才会购买，并无任何强迫性质，但苟捐杂税却都是强行逼迫平民百姓必须去缴纳），而且罗马教廷将赎罪券兑现的资金用来大搞特搞各种慈善事业和文化建设并确保文艺复兴步入全盛时期所带来的人类文明之进步贡献，也远远胜过于其余各大文明的政权经常将大笔大笔的平民百姓救命钱投入到劳民伤财而实际收益甚微仅仅只为满足其新登基君主试图建功立业树立威信威慑群臣掌握权势这一无聊欲望的战争军费开支中去。
最后关于猎巫运动，这应该算是天主教会四大黑历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毕竟历史中确实存在一小撮教士煽动民众发起猎巫运动的现象，应该算是天主教会管理不严运营不善以致于出现部分害群之马的责任。但实际上天主教会真正参与猎巫运动的频率却很低，基本上绝大多数猎巫运动都是由愚昧迷信让愤怒蒙蔽理性的暴民们或者某些别有用心试图转移社会内部矛盾的世俗贵族们所挑起，甚至就连当时一些天主教会的教士、修女都因坚决庇护受暴民们污蔑诽谤为巫师、女巫的无辜被指控者而连带着惨遭荼毒。至于天主教会的官方态度是严厉阻止猎巫运动泛滥成灾并且禁止暴民们肆意污蔑诽谤别人的，反而宗教改革之后所涌现出的大批新教徒在参与猎巫运动时却无比狂热极端，非常讽刺的是———由天主教会所开设的宗教裁判所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用严谨法律程序去纠错并阻止暴民们疯狂发起猎巫运动，许许多多受到暴民们污蔑诽谤并且差点就遭到猎巫运动毒害的无辜者们最后都被宗教裁判所成功救出。
但是，猎巫运动在人类古代是普遍存在于地球上各大文明的现象，而不仅仅只是在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中存在，典型例如中华历史上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导致数万人死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巫蛊之祸”。
在人类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因为巫术而抄家灭门的历史事件简直就是数不胜数，在整个地球上都普遍存在着猎巫现象，倘若要认为猎巫运动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发明创造简直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家，那就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至少当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正处于18世纪启蒙思想时期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猎巫运动迹象的同一时代，中华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却还在1768年爆发的“叫魂”事件更是一次规模空前浩大而连续席卷清朝国内将近半数以上的省区以致于疯狂荼毒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猎巫运动。
就中华历史自身而言，其实在猎巫运动这一领域并不具备多少去批判罗马教廷的资格，至少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的罗马教廷在法理明面上是屡次三番叫停和反对猎巫运动并付诸于实际行动的，而中华文明的中央朝廷却经常充当了发起猎巫运动的急先锋与刽子手并且还纵容民众彼此造谣诬陷互相迫害残杀。
即使历史上不出现罗马教廷，猎巫运动也还是会在欧洲大地上横行。反过来说倒是罗马教廷猛踩刹车才及时抑制了猎巫运动的疯狂扩大化，甚至罗马教廷不惜动用宗教裁判所来阻止愚昧暴民们与世俗贵族们对那些被污蔑诽谤的无辜者私自动用酷刑，并将其纳入宗教裁判所的严谨法律程序之中逐一纠错，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在保护那些猎巫运动中的被指控者。
总的来说，虽然猎巫运动确实应该让天主教会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同时也要客观看到，天主教会并没有任由猎巫运动肆意扩大化并竭尽所能开展严格压制试图扑灭其火势，动用宗教裁判所的严谨法律程序来一步步纠错用以澄清事实，将公义和清白及时还给那些受到疯狂污蔑诽谤的被指控者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猎巫运动的最主要发起者并非是天主教，而恰恰正是新教。
在中世纪时期，猎巫运动其实是比较稀少而且也很难正当化的，并且在公元1248年由罗马教廷的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本人亲自颁布了严格禁止猎巫运动的敕令。
倘若在中世纪，你随便指控别人是巫师、女巫，大肆造谣生事来诽谤污蔑他们、甚至你还要亲自动手来私自逮捕并惩罚他们。那你可就保不住自己的小命了，因为教会严厉反对你这样做，你这是严重违法之举。
而真正的猎巫运动白热化高潮阶段，则在于中世纪结束以后，16世纪爆发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兴起并开始与天主教争夺宗教市场，成群结队脱离罗马教廷控制的大批新教徒们肆无忌惮地疯狂发起猎巫运动。
在经过仔细分析历史上所有猎巫运动的发生地点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在天主教控制比较稳固的传统文化疆域，例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基本上没怎么发起过猎巫运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天主教控制稍微有一点点松动的文化疆域，例如受到新教的归正宗影响力冲击以致于在1572年8月24日爆发“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法兰西，虽然法国境内有发起猎巫运动但却频率很低。
而真正以最高频率爆发猎巫运动的地区，恰恰正是新教徒人口呈现高速增长、大批天主教基督徒因受其影响而不断改宗新教、坚守立场不愿改宗的天主教基督徒则受到惨绝人寰的迫害、教皇在当地被视作为欺瞒世人愚弄民众横征暴敛的邪恶象征、罗马教廷控制力大大衰退的文化沦丧疆域。
整个欧洲发起猎巫运动最频繁的重心区域，正是神圣罗马帝国所在的中欧地区，也就是新教正在与天主教猛烈竞争宗教市场的聚焦中心，更是未来即将在17世纪分裂成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并爆发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值得注意的是，猎巫运动爆发最为频繁的历史上最高峰时期也恰恰正好是17世纪———猎巫运动的规模递增发展程度实质上完全是与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爆发的天主教阵营对抗新教阵营所展开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其规模递增发展程度是完全同步进行的！
最为讽刺的是，正处于宗教裁判所控制范围内的欧洲地区基本上都没怎么出现过猎巫运动，而恰恰正是没有建立宗教裁判所的欧洲地区才是猎巫运动频繁爆发的重灾区！在失去宗教裁判所以及教会法的制衡与约束之后，激进暴民和世俗贵族能够以猎巫的名义在不经过严谨法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就去随意摧残迫害他人的生命财产！
猎巫运动，从原本在中世纪时期属于一种零星出现不成气候的非法行动、结果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却发展成了大规模涌现的暴民极端主义迫害运动最终于17世纪达到顶峰，实际上是由于新教对抗天主教的历史趋势才被推上世界舞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猎巫运动是一种宗教战争的前奏曲并以暴民运动的形式去推动新教去不断抢占天主教的文化疆域。在整个猎巫运动中，受迫害的天主教基督徒人数要远远超过了受迫害的新教徒，甚至历史上还有许多天主教会的教士、修女都被新教徒们大肆造谣生事诽谤污蔑为巫师、女巫并被暴民们拖出去私自逮捕惩罚。（现存历史资料中猎巫运动受迫害者留下名字记录的总计有四万多人，天主教基督徒占其中绝大多数。）
而罗马教廷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其实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严谨的法律取证程序来阻止暴民们用猎巫运动来迫害无辜的天主教基督徒。
所以说，尽管天主教会对于猎巫运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若将这一页黑历史纯粹算在天主教会头上的话则严重不符史实，事实上猎巫运动的最大推手其实恰恰正是拼命打压迫害天主教会的新教徒。
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十字军、宗教裁判所、赎罪券、猎巫运动这四大黑历史之外，天主教会还存在着类似于《君士坦丁的赠礼》那样的其余若干黑历史。
但实际上，《君士坦丁的赠礼》是确实存在其历史原型法理依据的，也即中世纪历史上著名的“丕平献土”从而奠基了丕平之子查理大帝和罗马教廷的互惠互利合作基础。考虑到这种政治手段在古代是极为常见的普遍现象，典型例如中华历史上很多朝代根本就没有承接前朝天子禅让也没有掌握正统传国玉玺但还是照样凭借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来建国称帝甚至还能成功维持几百年统治史的，那么《君士坦丁的赠礼》根本就不足以构成罗马教廷的黑历史，更何况在被揭穿之后教皇也大大方方承认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政治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去巧取豪夺来赢得利益博弈。
好了，在介绍完天主教会的四大黑历史之后，让我们长话短说，再来探讨下天主教会为西方文明所缔造的六大重要贡献：
（1）天主教会以及教皇们的所属家族是整个欧洲开展文艺复兴事业的最大功臣，典型例如亲手将文艺复兴推向史上最高潮阶段的教皇利奥十世以及他所属的在历史上培养出过三任教皇的美第奇家族，是无可争议的文艺复兴最大推手之一。
当时历史背景下拥有整个地球上最优越最开明资产阶级的意大利诸城邦，统治这些城邦的各大显赫家族恰恰正是罗马教廷的主要构成者，由这些家族所推举出的枢机主教们以及教皇们自然也成了为满足资产阶级精神文化需求从而爆发人文主义理念大变革的主要支持者，典型例如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者家族———美第奇家族。
不过也正是因为推动文艺复兴太过于烧钱，供养艺术巨匠和资助扶持学者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才导致教皇们想要通过大肆发行赎罪卷这一缺德行为来弥补财政空缺，神圣罗马帝国因此而成为了赎罪卷的主要捞财对象，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领主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从而包庇由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有趣的是，罗马教廷用赎罪券换来的资金去圆满完成建设工程的圣彼得大教堂，恰恰正好被世人赞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雄壮、最富丽堂皇并且也是最能体现文艺复兴所倡导人文主义精神理念的罗马式建筑。
在教皇的统治下，罗马成为了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中心城市，一直到1527年5月6日的“罗马之劫”，神圣罗马帝国的大批新教徒雇佣兵因仇视天主教以及缺乏军饷酿成哗变而大肆洗劫罗马之后，无数学者惨遭荼毒、无数艺术品毁于一旦，罗马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地位才有所衰退，但即使如此，罗马也依然保留了巨大的文艺复兴影响力并为整个欧洲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2）新教徒所爆发的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天主教会自身的宗教改革，罗马教廷在16世纪所特批组建的耶稣会就是天主教为适应宗教改革而创立的，耶稣会的教士们几乎个个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并拥有极高文化学识水平，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精英组织。
因此说天主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仍然固步自封原地踏步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天主教反而要比新教更加世俗化、更加宽容自由、在宗教改革中迈出的步子也更大，反而倒是新教出现了不少像约翰·加尔文在瑞士所创立的归正宗这样烧人烧得不亦乐乎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现象，甚至就连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研究来发现肺循环并首次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缔造了重大文明贡献的著名学者弥贵尔·塞尔维特都被日内瓦的新教徒们抓起来绑在火刑柱上活生生烧死了，而他费尽心血亲笔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也被新教徒们通通扔进火堆中将其付之一炬，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因受新教徒狂热宗教迫害所蒙受的巨大文化损失之一。（新教徒毁灭人类文明成果这种类似的历史事件还有很多，典型例如1527年5月6日“罗马之劫”导致由天主教罗马教廷所统治的全欧洲文艺复兴之中心城市“永恒之城”罗马被仇视天主教的新教徒雇佣兵们大肆摧残疯狂破坏从而使得许多艺术家们和学者们都惨遭不测，罗马所收藏的大量精美艺术品以及学术著作不是损坏毁弃就是下落不明。）
反对新教徒，不代表反对宗教改革，事实上由罗马教廷所主持的16世纪天主教宗教改革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确进一步解放了人类思想及其社会生产力，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后世具有无与伦比其巨大影响力的18世纪启蒙思想会爆发在法兰西这样一个传统天主教国家，而不是爆发在新教国家之中了。
至于由英王亨利八世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所正式创立的英格兰国教圣公宗，那简直就是宗教改革中的奇葩，虽然表面上披着一层新教的皮但里面却仍是如假包换的天主教，充其量只不过是被改革成了脱离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变种分支而已。后来英格兰圣公宗还与苏格兰归正宗爆发了因宗教分歧而引起的“主教战争”，英格兰圣公宗所保留的天主教传统最终导致了大批清教徒出走英国继而去寻找真正属于新教的世外桃源———而这也就是美利坚的诞生。
事实上，一直到2018年的今天，英格兰依然存留着极其浓厚的天主教文化传统，典型例如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化宗师级巨头以及现代奇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J·R·R·托尔金就在1953年其本人亲自承认由自己所精心创作的代表作《魔戒》实质上是一部建构在天主教精神理念之上的神话史诗，而其中更多的相关具体细节请大家去参考《关于指环王与圣经及基督教信仰》这一篇详细资料。
（3）罗马教廷积极支持大航海时代的探索与扩张，并派出了大量受过严格训练的航海传教士们前去绘制地图、收集情报、四处传教，从而为西方文明的扩张主义奠基了扎实基础。
每当提及大航海时代，人们脑海中所浮现出的第一印象总是绕不开那些每到一个地方便立刻抄起笔杆狂热记录当地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状况的航海传教士们，典型例如耶稣会的教士。
这些传教士具有近乎于狂热的传教热情，也拥有几乎永无休止的求知欲，还具备极高的航海探索冒险能力。
总而言之，若无他们，那么便不可能存在西方文明在扩张过程中所逐步发展出来的信仰认同、精神统治、主导全球的强势话语权。
反观同一时代的中华文明，尽管是号称天下唯我独尊的全世界最强大国家，但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像罗马教廷不断派遣传教士去开辟大航海时代那样由中央朝廷所指派士大夫去开拓属于中华文明自己的大航海潮流，天主教会的航海传教士们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硬生生穿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东亚与东南亚进行了历史影响力极其深远的传教活动（请先看看与中华文明所相邻近东南亚的菲律宾是什么时候受洗为天主教的），通过这些航海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西方文明的扩张传播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视为“天朝上国”闭门造车还时不时来几次海禁政策导致其文化影响力仅仅只局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
罗马教廷也妥善协调了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殖民地势力划分，从而有效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并进一步调动起欧洲各国的航海殖民热情，典型例如公元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负责仲裁西班牙殖民地和葡萄牙殖民地并划分出了举世闻名的“教皇子午线”。（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便是著名影视剧《波吉亚家族》中作为全剧男主角之一并统领波吉亚家族的“教父”式家族领袖。）
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凭借大航海时代而赚得盆满钵满并在其本土原住民之中建立起稳固统治，逐渐走向主导全世界之路，与罗马教廷及其旗下众多航海传教士们心甘情愿主动献出自己人生用以周游四海的不懈努力成果密切相关。
（4）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从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重建起全新的中世纪文明，凭借着加洛林文艺复兴、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连续三次文化变革运动从而开创全人类近现代文明并缔造了近现代科学与哲学体系，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功绩离不开由天主教会所亲自主持的千年文化传承。
众所周知，由查理大帝执政时期所启动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开始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发源于公元13世纪末期至公元14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文明在全世界所独一无二的连续三次文化变革运动全部都是以天主教会作为中坚力量来加以主导。
早在中世纪初期那几百年被称之为“黑暗时期”的绝望年代中，教会的教士们就已经在蛮族横行霸道、军阀争权夺利、经济和文化均被摧残得破落不堪，再加上北方的维京海盗、东方的游牧民族、南方的穆斯林这三股势力不断侵略破坏欧洲肆意蹂躏基督徒甚至就连教会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社会环境下承担起了千年文化传承的伟大重任，正是因为教会毅然决然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不断奉献付出、坚持、努力、执着、牺牲，所以哪怕是身处于文化沦丧一片死寂万马齐暗的年代，西方文明的火种也依然在虽然微弱但却顽强地燃烧着、薪火相传并生生不息。
而自从“丕平献土”之后，以及“矮子”丕平之子查理大帝对教会的鼎力相助并将其国策定位于以军事武力扩张去开辟基督信仰传教的环境，罗马教廷手中所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资源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在得到了查理大帝旗下顶尖军事武力的保护之时，教会也就满足了启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最基本条件，古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经由教会之手而开始在欧洲全面复兴（罗马教廷从史上第一任教皇圣彼得开始一直发展到21世纪2017年今天的教皇方济各一世为止自始至终都在使用拉丁语），并成为欧洲诸国签署外交条约和制订法律文书的标准用语。（相当于中华历史上文言文的核心地位。）
在查理大帝执政时期的大力支持下，欧洲的手抄书籍被扩充到十万份之多，这些在未来欧洲所需要如饥似渴阅读的文化发展根基恰恰正是由无数教士们不辞辛劳地勤奋抄写书籍才得以构建起来。
加洛林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正式开始走出中世纪初期那几百年的“黑暗时期”，然后当经历了种种跌跌撞撞的坎坷道路之后，在克吕尼改革运动以及十字军圣战的引领之下，欧洲将逐步迈入高速发展的“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这一伟大时代。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几件最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大学制度、大翻译运动、全新的法学思想、哥特式建筑、城市自治权的大规模普及，也都是由天主教会所一手缔造。
天主教会亲自掏钱建设了无数座大学并为其设立了大学自治权利、大学学位系统、大学自由辩论等等一系列完善的大学制度，对于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典型例如奠基全人类近现代科学与哲学体系的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就是凭借着由天主教会所保障的大学自治制度和大学自由辩论才能够开展下去。
而同样的思想交锋辩论大战如果放在伊斯兰世界则多半要受到哈里发与苏丹的干涉、放在中华文明要是皇权不高兴了则随时都能给你判个文字狱抄家灭门死无全尸，学者们所理应享有的学术自由权利根本无从谈起，甚至就连古希腊古罗马都没有提供完善的学术自由保障环境，而恰恰正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才让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权利，典型例如中世纪时期以神学思想研究造诣而闻名于世的法兰西王国巴黎大学的学者们能够在学术辩论大战中质疑批判罗马教廷指着教皇鼻子骂个痛快但照样吃香喝辣活得无比滋润还能享受优越社会地位。
若没有天主教会所提供稳定的学术自由保障环境，那么西方文明的学术传承发展史将很有可能就像所谓的“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样仅仅只如昙花一现般地持续了数百年便随之黯淡落幕，哈里发与苏丹可以随时随地一时兴起便立刻根据其个人好恶来掐灭学术传承发展的火种、政治强行干涉学术并用屠刀来废弃辩论。
当然，中世纪欧洲所孕育出的独特社会文化哪怕再怎么独一无二但也毕竟需要考虑到人类中古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尽管比起古希腊古罗马的学术自由保障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而比起同一时代的东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印度诸邦国、中国文明也是更加宽松包容，然而绝对意义上100%完全开放的学术自由保障环境仍然是中世纪欧洲大学所比较难以做到的，毕竟神权和王权皆有其不可触碰之底线的逆鳞在那里，你若是平时批判痛骂一下过把嘴瘾那倒也相安无事，但你若真是在公共场合中疯狂煽动民众想要推翻罗马教廷和本地封建领主，那么罗马教廷至少还算比较温和一些会先让你进宗教裁判所进行纠错式盘问，同时赐给你“恩宠期”（Time of Grace）等你悔过自新，如果你实在是“恩宠期”过了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继续去煽动民众推翻罗马教廷，那么恐怕就要判你“异端罪”、“亵圣罪”、“分裂教会罪”诸如此类等等了。至于本地封建领主？没派人过来直接把你绞死已经算是很客气了，在人家封地上公开煽动民众推翻本地封建领主那可是相当严重的谋逆罪，人家可是军事贵族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根本懒得和你扯皮，而不是像天主教会那样愿意把你拉进宗教裁判所跟你苦口婆心讲道理说教试图挽回你这迷途羔羊的僧侣学者，就算你躲得过绞刑，也未必逃得了割舌头。（不过话说回来，21世纪现代社会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对待这种有人公开煽动民众号召大家一起采用暴力手段去强行推翻社会秩序的情况之时，估计世界各国政府对这种事的忍耐程度还远远比不上中世纪天主教会，最后结果往往不是坐穿牢底就是直接枪毙，哪来什么像天主教会那样把你拉进宗教裁判所谈心聊天还给予你自由活动一个月时间的“恩宠期”可以去及时悔过自新这么宽容的待遇。）
不过总体上来说，中世纪欧洲几乎很少出现同一时代的伊斯兰世界中的哈里发与苏丹强行干涉学术发展氛围并强制关闭学院以及封杀学者、或者中华文明的皇权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般轻而易举让学者们遭受“文字狱”抄家灭门的悲惨下场。天主教会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学术发展并屡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保护欧洲大学的正常运作，哪怕是在战争时期，欧洲大学的学者们与学生们也依然在教会庇护下享有最为优先的确保人身安全之豁免权。当然，欧洲大学尽管有时候嘴上骂教皇骂得凶（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欧洲大学在充当某些封建领主不满于教皇想要大发牢骚的传声筒），但实际上欧洲大学整体上也是很识趣地很少去动如何推翻天主教会正统地位的脑筋（直到中世纪末期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才出现了一部分欧洲大学正式脱离天主教会控制的情况），双方很少互相撕破脸皮，即使出现了争执然而大体上都是以妥协、让步、和解为主流的。整个欧洲的大学制度都在天主教会的保护羽翼下丰满茁壮地不断成长着，乃至于最终由这些欧洲大学开创了让西方文明率先发展出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史无前例之壮举。
正如教士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手抄书籍的收集整理，而负责将希腊语著作与阿拉伯语著作翻译为拉丁语并供欧洲大学研读的重任———自然也同样交给了教士们承担，公元12世纪至公元13世纪持续两百年的大翻译运动由此拉开帷幕。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东罗马帝国的千年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而在西欧引发了希腊文化热潮、公元1236年伊比利亚十字军攻陷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科尔多瓦从而得到了由当地图书馆所保存的海量珍贵藏书，数量浩瀚无边的希腊语书籍与阿拉伯语书籍都在这两次由十字军所造成巨大轰动性的历史事件之后纷纷被翻译为拉丁语书籍，自此以后，西方文明在实现文化高速发展的历史道路上已经不可阻挡地一路狂奔下去，全面反超东罗马帝国与伊斯兰世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随着中世纪文化的不断发展，罗马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十字军运动加剧化神权与王权互相博弈的社会环境又迫使军事贵族们必须开始支持探讨发掘全新的法学思想好方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法理权益，典型例如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十字军之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亲自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的教士们必须去竭尽全力研究罗马法。与此同时，教会法也正在兴起，并起到了制约世俗贵族私自执法处刑、具备得到跨国普遍共识认可的法律体系并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种种矛盾纠纷、脱离行政系统的独立司法机构等等众多极为独特且富有先进思想的文化特征。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是一个正在形成全新法学思想的充满创造力的时代。
哥特式建筑，无与伦比的伟大建筑，堪称全人类中古时代的建筑史之翘楚。也正是从哥特式建筑开始，中世纪文明正式宣告了自己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巧已经开始全面超越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明时代。而恰恰正是从天主教会的大力拨款以及支持学者们和工匠们钻研建筑学开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公元1144年成功建造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哥特式建筑———圣丹尼大教堂，这座教堂作为哥特式建筑艺术的历史起点而受到了世人极尽赞誉之好评，受此激励继而化作为动力的天主教会立刻马不停蹄地在欧洲各大城市筹备资金招募工匠准备建造更多的哥特式大教堂作为城市公共生活中心。高度丰富了欧洲市民生活情趣的哥特式大教堂成为了整个西方文明受人敬仰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亦被视作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风格。
城市自治权的大规模普及，这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对后世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关键贡献，塑造出了欧洲城市在人类中古时代全球范围内所独一无二的独立、自由、活力，而城市自治权这项辉煌壮举也是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华文明在长达整整数千年的历史内都自始至终从未能发展出来的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所独有特殊成果，而城市自治权恰恰正是天主教会在与王权、贵族进行无休止的三方博弈之后所诞生的产物，若没有教会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那么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也就不可能具备足以孕育出城市自治权的社会环境，如此一来，后世牢牢扎根于城市自治权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上才能掀起全人类范围内史无前例巨大变革运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都将无从谈起。
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那还用说么？请看看教会正在狂热地掏钱资助供养那些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巨匠们，看看罗马教廷的幕后操纵者之一美第奇家族是如何发展出佛罗伦萨共和国这种鼓励全民崇尚文艺的社会环境以至于培养出了像是达·芬奇这样在全人类历史上属于一等一的奇才、看看画了一辈子圣母玛利亚的拉斐尔与教皇之间所保持的无比亲密关系，看看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所留下的永恒文化宝藏、看看多纳泰罗因接受天主教会之邀请所奉献出巧夺天工高雅精致的基督教圣徒雕像。（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桑西甚至其本人亲自立下志向想要成为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而与拉斐尔同为三杰之一的李奥纳多·迪·皮耶罗·达·芬奇也与美第奇家族以及波吉亚家族这两个教皇家族保持着紧密联系。）
若无天主教会，便不可能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事实上历代教皇的艺术品位已经远远超越了同一时代世界上其余文明的任何一位君主，教皇麾下所供养的艺术巨匠们就是当时整个地球上所能够抵达的艺术之顶峰，而教皇本人所在的罗马更是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中心城市。
（5）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对自然哲学的探索，不仅仅只是奠基、更是亲手创立了我们在2017年的今天所亲眼目睹的科学。
在人类中古时代，在当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文明之中，宗教和科学都是不分家的（宗教在当时就是用来解释世界运行规律的），更准确地说，那时候全世界压根就不存在“科学”这个在2017年的今天已经被完善化的概念，中世纪时期乃至于近代史早期的“科学”都是非常模糊而缺乏标准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学”其中世纪的前身是“自然哲学”。
以我们中华文明为例，数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虽重视技术却不看重理论，中华历史上愿意为某些自然现象拼命构建完善理论体系并加以实验证明的士大夫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确实就有那么一群教士天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平生最大爱好就是找人辩论探讨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为某个理论可以扯上好几年也丝毫不会厌倦，典型例如圣托马斯·阿奎纳与圣波那文都那旷日持久哪怕彼此见不到面无法当面讨论见解就算只能保持书信来往也要坚决继续下去的辩论大战，其狂热程度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然而，就是这样的狂热、就是这样的丧心病狂，才在欧洲培养出了一群具备“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一热衷于凡事都要追根究底解析透彻的伟大精神、善于构建理论体系的学者们，而由这些学者们所缔造出的壮举将要彻底改变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
与中华文明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经常留着长指甲来炫耀自己无需从事体力劳动的士大夫们完全不一样的是，这群教士们除了喜欢天天研究理论之外同时还继承了天主教会的修道士们擅长亲自动手实践的能力，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除了拥有崇高的精神文化影响力之外、同时也具有完善的劳动生产体系和极大的经济财富创造能力，修道院在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内均一手缔造出了足以令世人瞩目的宏伟成果，典型例如诞生于公元1098年其社会影响力无比巨大并以主张人们应当亲手执行实际劳动来努力创造经济财富为宗旨以求荣耀上帝的天主教修道会———熙笃会。而负责为圣殿骑士团亲笔制订骑士团规章制度并且受教皇委托去进行十字军传道动员来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传奇教士克莱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恰恰正是熙笃会的一员。（中世纪时期生活在修道院的修道士们普遍崇尚让自己参与到亲手劳动的经济生产工作之中，过着自给自足的富裕生活，并认为这是一种荣耀上帝的方式，这群修道士们为中世纪文明贡献了非常多的经济生产实践经验和工作器具技术改革，类似于《冰与火之歌》中全心全意侍奉七神信仰铁匠之位并在自己脖子上专门挂个小铁锤徽记的牧师们。）
“实践是科学研究唯一的安全指南”———这一句千古名言恰恰正是来自于常年与教皇保持通信交流的传奇修道士———罗杰·培根。
而教皇在信件中也对罗杰·培根表态赞同科学研究必须与亲手实践所相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并且教皇本人还亲自立下承诺将会庇护并支持基督徒们不断发展科学实验的各种方法。（虽然后来因为其本人狂热研究自然哲学的教皇约翰二十一世因为在科学实验过程中发生意外而死亡，从而导致写信鼓吹教皇应该亲自体验科学实验之乐趣的罗杰·培根牵涉进了政治漩涡被当成了权力游戏中的冤大头替罪羊。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甚至就连尊贵的教皇本人都这么热爱科学实验并不惜为此而搭上了自己的命，那么当时整个天主教会喜欢研究自然哲学的社会风气也就不必多说了。）
天主教会在中世纪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既然美丽的大自然是出自于上帝伟大慈爱的造物主之手，那么献身于研究自然哲学理所应当就是探寻真理和荣耀上帝的一种主要方式。
这下好了，既热爱研究理论、又喜欢动手实践、亦认为探索自然哲学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还具有天主教会所保障的学术自由权利并且无比狂热地连续掏了几百年的钱去建设大学以及资助供养学者们，伟大的文明变革就孕育在由这些因素所凝聚组合在一起的阵列之中，而当时整个地球上的其余任何文明都没有将这些因素共同聚集在自己社会环境的学者阶层身上，因此全人类的近现代科学与哲学体系之所以诞生在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而不是诞生在其余文明，实属历史所早已注定的必然。
在公元14世纪正值黑死病疯狂肆虐欧洲各国期间，罗马教廷的教皇克雷芒六世则更是亲自领导整个天主教会内成千上万的教士们和修女们去冒着生命危险而坚持护理病患，甚至教皇克雷芒六世还公开下令必须竭尽全力支持学者们仔细解剖死者尸体来研究病理学，可以说是推动了整个欧洲的理性主义文明进步。
仔细查阅历史便能明白，像是尼古拉·哥白尼这样的全人类近现代文明奠基先驱启蒙家几乎全都清一色受过由天主教会所建设大学的精心培养教育熏陶，无数头脑开明的学者们都在这些大学中任职教学授课并且还在彼此之间开展自由辩论来促进学术性深入探讨研究，甚至包括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们乃至于就连教皇本人都曾经在这些大学中挑灯夜战拼命攻读学位，典型例如教皇乌尔班八世当年就是和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伽利雷共同在比萨大学研读学位两人关系好到恨不得同穿一条裤子的亲密校友，亲手培养出了如此之多伟大学者们的天主教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居于学术领先地位的文化先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6）天主教会对于人生而平等的不懈追求，动用自己财政来进行赈灾济贫的慈善事业，努力推行立法公共节假日来确保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在百忙之中得到抽闲休息的机会，通过“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神命休战”（Truce of God）以及十字军调停祷告等等各种精妙绝伦的政治手段来抑制或转移军事贵族们的战争欲望以保障经济生产工作秩序不受战乱破坏。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的这三大天启一神教中，既不同于犹太教充满强烈民族主义优越感的“上帝选民”、也不同于伊斯兰教鼓吹暴力征服并立法允许畜奴贩奴的压迫性，唯独只有基督教从一开始诞生之初就是以援助贫苦人民、解救悲惨奴隶、追求世人彼此互爱等信条来作为核心宗旨的普世价值。（现今国际学术界甚至有观点认为基督教是人类社会最早开始萌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例如由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家卡尔·考茨基所著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因为基督徒们经常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彼此分享经济生产成果，典型例如居住在修道院坚持共有制生活工作模式的众多修道士们。而且基督教还存在着天然的坚决反对压迫及剥削等深层精神内核。）
当然，在人类中古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无剥削无压迫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当时历史背景下在整个地球上的每个角落中都在普遍蔓延着战乱、瘟疫、饥荒、屠杀、奴役、强奸、劫掠、盘剥、欺压等各种各样令人所不齿的恶毒现象，面对严酷现实的天主教会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也在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动不动就为追求权势而高举屠刀的世俗贵族们保持着平衡与妥协乃至于利益交换。
但是，接受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并不代表天主教会已经放弃了自身所原有的理想主义那一面，事实上这表面看似严重对立的一体两面倘若在头脑足够灵活的聪明人手中往往是可以并存的。
在重视贵族家世血统的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是普通平民能够通过自身能力而实现出人头地社会地位升迁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典型例如亲手缔造克吕尼改革运动从而对整个西方文明具有极其深远历史影响力的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就是来自于家世贫寒的农民家庭出身，因此天主教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既能从贵族阶层之中也能从平民阶层之中根据其个人所具有的学识和能力来选拔出合适文官体系的“中世纪欧洲式的科举制度”。
至于被很多人所批判的由天主教会所征收的什一税，我想说的是，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的什一税其绝大多数财政收入都被花费在了建设、教育、慈善等民生福利领域（发动十字军所花费的财政收入只占很少一部分比例），那些耗费民脂民膏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所拔地而起的大教堂其实是市民们纷纷主动请缨积极向教会捐款要求建造的———因为大教堂并不仅仅只是宗教建筑，更是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公共生活中心，无数足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娱乐活动都在此举办，商人、艺术家、工匠、医生、吟游诗人、魔术师、杂技团也都经常造访大教堂的宏伟广场并为市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甚至大教堂还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竞争力并影响着整座城市的运作与发展，倘若你觉得大教堂是在耗费民脂民膏的话，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觉得现今中国的上海人民广场也是在耗费民脂民膏呢？
至于教育方面更不必多说，虽然世俗贵族也会时不时为支持教育而掏钱拨款，典型例如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世界惊奇”腓特烈二世以及连续发动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圣王”路易九世就都喜欢为发展教育而拨款投资，但首要的教育提供方仍然来自于天主教会，而且许多世俗贵族并不懂得具体该如何运营教育事业生怕出错白费力，所以他们往往都是通过向天主教会捐献金钱、物资、地产的方式来间接支持教育———实际掌控操作教育事业的运营者和执行者仍然是天主教会。而我们在2018年今天所看到的大学自治制度、大学学位系统、大学自由辩论等等诸多在教育领域具有历史悠久传承的珍贵文化传统全部都是源自于中世纪天主教会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
慈善方面，这个就懒得扯长篇大论了，因为实在是太过于众所周知了，甚至是身处于21世纪现代社会的我们只需要随时随地去欧美旅游一圈就能经常看到教会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免费发放救济物资。自从天主教会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一直发展到2018年的今天为止哪怕是在历史上最为艰险困难的时期也从未停止过慈善事业（在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爆发之前，尽管此时罗马教廷早已甩开东罗马帝国并且自己独立运作几百年了，但在法理名义上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仍然属于同一个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亦是整个地球上运营慈善事业持续时间最为悠久长达两千余年的古老组织机构。收容病患、慰问伤兵、发放食品衣物给予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穷人、支持贫苦流民开垦荒地并为其提供农具和种子、及时救援受灾害地区的民众并为其输送生存所需物资、抚养孤儿、救济寡妇家庭、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鼓励妓女还良、赎买基督徒奴隶，在整整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教会实在是干了太多太多这种事情简直都可以用数以千万计来形容了，甚至还要拉上基督教骑士团这种军事组织跟着自己一起干，典型例如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都建有一大堆设施齐全的慈善救济所（圣殿骑士团虽没有开设慈善救济所，不过倒有类似于保镖的护送朝圣者服务，除此之外还有护送商队的镖局功能，甚至就连耶路撒冷王国境内的穆斯林商队都能享受到圣殿骑士团的护送服务），在忙着招兵买马承受巨大军费开支之时还得特别抽出一部分财政预算来专门满足慈善救济所的日常开销，骑士团的很多服役军士往往就是慈善救济所抚养的孤儿在长大成人之后心甘情愿主动选择成为军士。（骑士团不会硬性强迫孤儿必须要成为军士，可凭其个人自由意志来决定长大成人之后是否愿意留在骑士团服役。）
中世纪时期，劳动人民在百忙之中所能够抽闲享受到的公共节假日也基本上都是由天主教会立法而来，倘若没有天主教会费尽千辛万苦的讨价还价与威逼利诱，财政非常紧张动不动就欠一屁股债的世俗贵族们其实是巴不得抓紧每一丝时间恨不得能够尽量多压榨一点民力。
大家都知道，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力，其实军队纵兵屠杀与奸淫掳掠都只占小头，真正占大头的却是战乱时期严重摧残了当地经济生产工作秩序以及毁坏了各种生活所需设施还有失去政府法律约束之后所大批涌现出各种违法乱纪造成社会混乱失去组织功能的崩溃瓦解现象，造成饥荒横行瘟疫蔓延所以才会人口大锐减，因此自古以来军政领袖们所考虑的战略对策都是讲究应当如何将战火烧到敌人的地盘上去，而己方则优先确保“御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在己方的领土上就算打了胜仗也恐怕会造成遍地焦土民不聊生的惨状，根本就不是一笔划算买卖。
然而问题在于，中世纪欧洲遍地都是封建领主，每个显赫家族都供养着一大堆骑士，如同蜘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血统优先顺位法理、家族人脉关系、封建制爵位效忠誓约等等诸多因素更是导致各种各样充满争议性的继承权战争时有爆发，假如没有人去抑制或转移这些军事贵族们所赖以为生的战争欲望，那么整个欧洲都将会永无宁日，民众们恐怕要遭受一波又一波的蹂躏摧残正如后世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那样。
那么，请问有人能够去成功抑制或转移这些军事贵族们的战争欲望来还给欧洲一个休养生息的太平世道吗？当然有！关键时刻还是得请出咱们的天主教会！
在通过“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神命休战”（Truce of God）以及十字军调停祷告等等各种精妙绝伦的政治手段灵活施展之后，虽不能说已经完全禁绝了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力，但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有手段总比没有手段要好得多，最简单直观的例子就是那些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诺曼骑士们原本可都是与自己周边基督徒邻居打得不可开交的麻烦制造者，而现在这些诺曼骑士们却因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之圣战号召从而发动十字军跑去攻打穆斯林了，他们周边的基督徒邻居都统统松了一口气，实在是可喜可贺。
十字军不但成功抵御了穆斯林自公元11世纪开始的新一轮侵略大潮，同时还在极大程度上缓解并且转移了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的社会内部矛盾，与“上帝的和平”所相辅相生而成，进一步引导军事贵族们从领主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无序化乱局中逐步走向更加有利于让劳动人民享有经济生产稳定秩序的安居乐业社会环境，而这也是为什么十字军时代被现今国际学术界普遍视作为“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核心原因之一。
根据欧洲历史的主要脉络来看，当教会权威衰弱而缺乏控制力的时候，那么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烈度就会陡然变高，典型例如中世纪初期教会势力尚未坐大之时无人可以约束蛮族横行霸道、军阀战乱连年的那几百年“黑暗时期”，公元14世纪以后的“阿维尼翁之囚”以及“大裂教”导致多位教皇互相敌对并使得罗马教廷权势大衰、无人可以制止英法百年战争进而造成毁灭性破坏力，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逐渐对很多地区都丧失了控制力以致于大规模涌现新教对抗天主教的连绵不绝宗教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对经济生产的摧残程度以及人口大锐减更甚于远超中世纪战争。
而整个欧洲历史上战争烈度最低的时期，恰恰正是在天主教会发展壮大并实行克吕尼改革运动以及发动十字军圣战之后逐渐步入鼎盛期的时候，也正是这段被国际学术界称作为“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相对战乱较少可以平稳发展时期才为欧洲实现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创造了足够的环境和条件，欧洲天主教文明诸国的人口、经济、文化均得到强有力的高速发展机遇。
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天主教会对于制衡约束军事贵族们为了争权夺利所屡屡高举屠刀的战争欲望、教化骑士阶层并使其逐渐变得越来越文明礼貌、讲究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精神内核逐渐清除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文化残留、利用高度独立的教会法每当世俗贵族欺压平民之时站出来主持公道、充当国际婚介所为协调封建领主政治联姻保障其和平条约而跑断腿、促进欧洲诸国能够实现稳定安全地长远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天主教会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起到了21世纪欧盟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整合并凝聚欧洲诸国的政治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尽管天主教会存在诸多弊病，但却仍然可以清晰看到其精神内核之中隐隐约约地蕴藏着“天赋人权”的种子并等待着日后生根发芽的机会，许多基督教文化上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事实上早在中世纪时代就已经被天主教会所逐步展现出来了。
（本文完）